最後，5000斤大米全都分給參與修橋者。群眾每分到一斤米，就鑿一塊一尺見方的架橋石。
這些大米顯然不夠，交通局的職工們又捐了一些款，平嶺村在外打工人員也捐款，最後終於把橋架起來了。
這座橋被新華社原社長穆青命名為“五千斤大米橋”。
這座橋修通了，第二座橋的資金沒了著落。
與交通局長聯繫，交通局長卻調到了另外一個市。
於是鄭勇合就決定發揚當年的艱苦奮鬥精神，靠天靠地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靠村民，老幹部服務隊的成員們不顧家人反對，把被褥和日常用具都搬到了平嶺村，常年住在這裡。
需要石頭，自己開採，需要河沙，自己從河裡挑，需要水泥，村民就用山貨去小水泥廠去換。
江寒以前對那個時代的氛圍、那個年代的幹部不太理解，但是在一起一天他就感受到了。
他們從內心到眼睛都有光，那是一種對信念的堅持。
鄭勇合這些老幹部對於老百姓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愛護，為人民服務，是真正刻在了他們的骨子裡，流淌在他們的血液中。
江寒和一個村民攀談，村民告訴他一句群眾中流傳的一句話：“拿起白蒸饃，想起鄭勇合；拿起人民幣，想起鄭書記。”
鄭勇合已經七十歲了，但精神很好，特別是鍛石水平非常高。
“鄭書記，您這技術，一看就是老石匠啊。”江寒讚道。
“小江，你不知道那個時候，幹部都是帶頭乾的。”老幹部服務隊的隊員說道：“鄭書記當時還有個外號：石匠書記。”
興修陳家院水庫的時候，大壩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會石匠活，幾十萬方石料靠這些石匠鍛，要鍛到哪年哪月？
工地指揮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給縣委打電話，要求增派石匠。
鄭勇合揹著錘鑽來到工地，把幹部和施工人員一齊叫到山坡上。他對大家說：“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眾可以當石匠，幹部為啥就不能？”
他號召幹部都拿起錘鑽，跟石匠師傅學手藝，限期掌握基本的鍛石技術。20多天後，還是在那個山坡上，一場別開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賽開始了。20幾名縣和公社一級的幹部揹著錘鑽來到了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