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王安石用他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思想，去挑戰傳統守舊的士大夫們的時候，顯然是低估了他們的實力，從而最終敗下陣來。
“三位愛卿之言，各有各的領悟。朕以為皆對變法要義領會頗深，然更需要有堅定的信念來推行變法。”
“諸位皆為州府之父母官，革新變法是國策，但不是全部。政令、民政、吏治、審決訟案、稽察奸宄、徵收賦稅等一切政務皆為職責。同時配合軍務之事亦不能落下。”趙構所說不無道理。
府州的事務繁雜，並且關係錯綜複雜。
主官必須對各項制度都能夠非常清晰明瞭的掌握，才能真正的去治理好一方之地。
“太祖立國之初，便是與文官共治天下，重文抑武變成國策。然今時不同往日，一味抑武恐難護朝廷周全。文武兼備方是眼下我大宋朝之根本所在，文武之道不可偏廢。”趙構動情的說道。
畢竟太祖趙匡胤經歷過五代的戰亂，深知藩鎮割據對朝廷的危害。
而其為了防止重蹈覆轍，實現大宋的長治久安所作出的政治選擇和所採取的政治舉措，於是便產生了重文抑武的文官政治。
太祖的理念便是以文官為朝堂主導，用傳統的文官制度和儒家思想來統一和治理國家。
因此從太祖太宗時期，再到真宗仁宗時期，基本上在對外戰爭中沒有佔到過什麼便宜。從最初的對遼戰爭，再到對西夏的戰爭，基本上都是負多勝少。
偶爾的勝利還是以納交歲幣而息事寧人，最終還是勞神費力空忙一場。
可以說趙構是看到大宋這部戰爭機器羸弱的實質之所在。
直到靖康之恥之時，才是這個國策真正爆發的高潮點。可是南渡之後，依舊沿用著這樣的壓制武將而重用文官的方式。
或許會有對擁兵武將的猜忌，但確實對於軍務大事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
“朕想說的是，府州主官必須熟知軍務。特別是距離前線較近之州府，如三位愛卿中的嶽州和秀州。”
趙構在軍制改革的過程中，將之前宣撫使負責的地方民政事宜剝離出來，便是為了讓前線將領能夠專心軍務，同時也是為了讓宋軍減少對百姓的騷擾和貪腐。
那麼同理，地方州府主官如果能夠熟知軍務，那麼在戰時能夠在後勤和戰損方面及時有效的應對，對於將來北伐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方面。
“諸位到了各自府州，須多思多學多看多做，少一些紙上談兵，少一些明爭暗鬥。革新變法實施好的府州，若對比能夠進步巨大，朕必定親臨嘉獎。望諸位愛卿勠力同心，幹好各自分內之事！”趙構語重心長的說道。
與這麼多地方官員面對面的機會並不多，但趙構還是希望自己的一些話語能夠儘可能激勵到他們。
多一些鼓勵和期許，對未來有嘉獎的期望，必定會讓這些候任官員快速成長，從而成為大宋朝的國之基石。
“臣等謹遵聖諭！定不負官家所託之重任！”眾人異口同聲的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