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趙鼎在革新變法之中便要求轉運使不得干涉州府，從而讓各州各府的商業貿易的發展可以因地制宜，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生長。
“趙鼎此法倒也頗為適合眼下之局面！”
趙構聽完微微的點了點頭，似乎頗為認可。
對於轉運使在地方的作用，其實也是一分為二的去看。
既有能夠協助朝廷管理地方的積極一面，也存在著層級繁雜手續繁雜造成的辦事效率不高，並且會制約和限制州府貿易發展。
“遠處有個瓶山，雖名為山，卻不是山。乃是眾多酒務立於此地，罌壘之屬，陶以給用，所退破甓，隱起成崗，所謂瓶山也。神宗朝時瓶山便有十七處酒務，一年納稅約十一萬貫。發展至今，已不下三十處酒務。”韓鑫頗為自豪的說道。
原來這個瓶山不是山，而是因為釀酒的作坊非常多，裝酒的殘破陶罐回收難以處理便壘在一起，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座用陶罐疊起來的瓶山。
眼下整個秀州城內的瓶山就有買賣和製作酒的酒務已經有了三十處，納稅必定比神宗朝時期的十一萬貫稅額肯定還要高。
單憑酒這一項便至少貢獻十五萬貫的稅收，這個數字不得不說是非常驚人的。
可見兩浙地區甚至秀州的富庶程度，這樣的高度繁榮，細細算起來的帳是非常客觀的。
首先製造和販賣酒的商家能夠賺取利益和繳納稅收，所僱傭的工匠和走卒也能賺取工錢和納稅，釀酒所需的糧食和原材料也能讓農人受益，運輸和流通的商家自然也能分得一杯羹。
這樣一來帶動和養活了一大幫的人，自然也養活了一大幫家庭，藏富於民在這一點上便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所以韓鑫的自豪也是非常有底氣，所說的過個肥年也是很有道理。
“三十處酒務雖好，然需求難免有限，如何避免惡性爭鬥？”
趙構並沒有被這麼高額的稅收所震撼，畢竟釀酒本身就是高利行業，所產生的高稅收自然也是非常正常。
釀酒雖然對於大宋民眾而言是非常大的需求，但是一旦酒務數量增多也難免會產生惡性競爭，這個也是趙構站在全局的高度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
“官家所言甚為有理，眼下所有作坊皆有個方略，便是錯位！”
“何為錯位？便是貨物錯位，釀酒的品類錯位，口味錯位，便不會千篇一律。售賣的地方錯位，你賣大理，我賣湖廣，他賣安南。至於本地，畢竟需求有限，只不過零賣而已。大宗售賣必定還得遠售。”
韓鑫道出了商鋪之間根據市場需求和發展自我調節的一種方式，那便是錯位發展。
在酒的品類上不會千篇一律的去釀造同一類型的酒，也不會全部一窩蜂的往一個地方遠銷。
這樣一來不僅避免了同行的惡性競爭，還能夠有差異化的售賣，最終還是可以保全高額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