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此事的秦剛找來了趙駟與談建，對他們說：“他是官，我是商。他既然先對我們玩起了政治打擊，咱們就和他玩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趙駟其實是知道秦剛要做什麼，只是一時之間需要好好地理解一下這個新鮮詞彙。
第二天一早，在許多處州百姓的親眼見證下，秦剛在家門口與秦觀依依惜別。
對外的說法是，秦觀因為自己的弟子發展處州的酒業，被張知州參了一本，免去了監酒稅的職務，秦小官人只得改去婺州釀酒做生意了。
其實在一開始時，秦剛就讓山哈部落的藍首領分別在婺州、溫州等地都去申請登記好了釀酒許可與銷售許可。只是在那時，明確綠曲醇在處州釀造，最大的稅費是繳在處州的，其他地方則是繳很少的售酒稅。
而現在則明確倒過來了，秦剛號稱搬去婺州做酒生意了。自然會把最大的釀造稅都繳給婺州知州，然後只有很少的需要在處州發售的酒，才向處州繳納一點點銷售稅，這前後的差額便有百倍之多。
至於山哈部落那裡的酒坊是不是真的搬到婺州，反正秦剛對外是這麼說的，而官府裡的任何人，想要進入山哈人的地盤檢查什麼，都痴心妄想罷了。先別說坐鎮最後的綠曲兵，就算是跟在他們後面照貓畫虎地訓練一陣子之後的寨丁，估計也會把部落內外守得是密不透風。
於是，處州酒稅收入立減，大頭卻轉移到了婺州。
張康國聞之後，迅速給婺州知州發了一封加急書件，指責對方惡意招商。
可人家也是進士出身，飽讀詩書之輩，極簡單回了八個字：“汝之所驅，吾之所迎。”
意思就是，這個酒商可是你主動趕出去的，然後被我所收留的。那你自己品品，這能怪誰呢？
在張康國原來的想法裡，即使秦剛再生氣，他的酒總是要釀的、釀出來也是要賣的。無非就是量減少一點，大不了今年的酒稅沒有增長略少一點罷了。
誰知道，秦剛的狡兔三窟玩得太熟練了，婺州的酒牌他都提前握在手裡，而放在山哈部落裡的酒坊，外人根本就進不去，朝廷對歸順後的少數民族部落一直是特別安排，允許他們擁有自己一定的武裝。導致張知州派去的衙役連部落的大門都進不去。
如此看來，這處州今年的酒稅，基本能保持去年的一個零頭就算不錯了。
而令張康國更沒有想到的是，處州城裡當前市場上的繁榮，竟然有七成是靠綠曲醇的暢銷所帶動的，與其銷售相關的運輸業、搬運業，與釀酒相關的糧食交易，還有酒水批發直接帶動的飯店酒樓，甚至由於秦觀不再出來寫詩作詞，處州城的青樓歌伎都沒有了生意，走掉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