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由於臨近省試，國子監的學生在正月初五之後，便陸續回來讀書備考，而他們對於秦剛在中太一宮表現的評論，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因為，元祐年間以來，關於科舉制度的反覆變化，除了三舍法的停止之外，其實最嚴重的應該是關於詩賦與經義的爭論。
比較好玩的是，不僅趙挺之等一批“安石餘黨”堅持之外，舊黨的領袖司馬光在這個問題上居然也少有地堅持經義取士。
而以蘇軾、梁燾為首的眾人則堅持詩賦取士。然後再有蘇轍等一批調和派索性提出“詩賦、經義兩存”。
實際上，由於在元祐年間，蘇軾在主持省試方面的引導，考生絕大多數都選擇了詩賦科，經義科已經消解殆盡。在高太后垂簾的末年，最終下決心在殿試中也放棄策問，恢復詩賦論三題，且規定再經過一屆消解，此後殿試“全試三題”。
不過，眼下趙煦完全親政，新黨之人不斷回京任職，就連國子監的國子司業也恢復成了之前的趙挺之，絕大多數的學生對於今年的省試及殿試的變化趨勢，都是押寶在了“廢除詩賦”這一點上。
秦剛作為秦觀首收的學生，自然有著不一樣的身份含義。而他在中太一宮所作的這首別出心裁的詞，則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讚賞者指出，誰說詩賦無用？恰恰是這首《金雞報曉》，體現出了不拘泥於傳統與格律的限制，同樣抒發表達了作者的實用情懷，又體現出了極深的詩賦功底，這就是朝廷想要錄取的真正的人才。
而反對者則譏笑說，正是詩賦難接地氣、華而不實的固有缺陷，才讓詩題遇上了像“雞鴨”這類俗物時，才會作出像秦剛的《金雞報曉》這首不倫不類的詩作，以致於貽笑大方。
而也因為這兩種意見的對立，讓眾人對於秦剛的政治立場也產生了各種猜測：
前面的人則因為他的師承身份，以及解試中的詩賦成績，十分篤定地將其劃入舊黨一群。
但後面的人則認為秦剛的個人思想、策論觀點，包括藉助《金雞報曉》這首異類詩的創作，都是在表達他對新法的認同以及革除舊弊的個人觀點。而且支持這一觀點的人，還找出了秦剛在京城裡先後拜訪過李清臣家與郭知章家的證據。
甚至，就在今天，一個更加爆炸性的消息再傳到了國子監：各種跡象都已經明確表明，將於本次省試之後就任朝堂首相的章惇，派人去了秦剛的宅子，下帖邀請其過府一敘。
章惇回京之後，一直深居簡出。他所接見會面的，一應皆是新黨的骨幹中堅。而這次對秦剛的邀約，則是極其罕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