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東背對著辦公樓，沒有發現這一群人，只是看著那名青年。
“你是記者，你的職責和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不帶任何個人情緒與主觀意向，實事求是的向公眾報道每一個新聞事件。
而你，把自己的職責和使命完全拋棄，在沒有完全瞭解整個案情的情況下，就妄下論斷，說他們是暴力抗法，故意殺人。
你這樣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新聞媒體的聲譽，玷汙了新聞媒體的形象，降低了新聞工作和新聞工作者在廣大群眾中的威望和地位。
一旦新聞失去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標準，所謂的新聞就毫無價值，也會將新聞工作和新聞記者推向自我毀滅的邊緣。”
青年冷笑著說道：“周安東，不用你教我怎麼當一名記者，這些道理我比你懂，你怎麼就知道我沒有了解整個案情？”
“你嘴還真夠犟的。”周安東輕笑一聲：“暴力抗法，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小販夫妻擺攤維持生計是否違法？
另外，當天現場執法人員，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的身份？暴力抗法，妨礙公務的構成要件要求，就是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
如果，執法人員並沒有在執法時向小販夫婦出示工作證件，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何來暴力抗法一說？”
周安東的話，讓青年啞口無言，也讓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身後那些警察和穿著便裝的中年人。
周安東想的是，在那些執法人員中，要是有外聘的非編制人員，或許能保住小販的命。
如果死的那個傢伙，就是外聘的非編制人員，那可操作的空間就更大了。
“還有，在你所說的暴力抗法之前，是否存在暴力執法？如果存在，那小販夫妻就不叫暴力抗法，而是在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和生存權。老百姓，連財產權和生存權都被剝奪了，他還會在乎是不是抗法嗎？”
周安東冷冷的看了那名青年一眼：“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他在這個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
但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都沒有去偷盜沒有去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賺取金錢，為什麼還要被剝奪他生存的權力？
我要問問在場的記者同志們，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時，你們會怎麼做？會不會比這位小販更加冷靜和忍耐？
立良法於天下者，則天下治。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老百姓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
我不禁要問，作為執法者，也是規則的制定者，你們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