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稱臣，民間大憤。太學生張伯麟在壁上題詞：“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有人告發，張伯麟給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發配充軍。夫差之父與越王戰，受傷而死，夫差為了報仇，派人日夜向他說這句話，以提高復仇的決心。張伯麟在壁上題這句話，當然是借古諷今，譏刺高宗忘了父親徽宗為金人所擄而死的奇恥大辱。
秦檜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書，於是無恥文人紛紛迎合。司馬光的不肖曾孫司馬攸上書，宣稱《涑水紀聞》一書，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其實確是司馬光的史學著作）。吏部尚書李光的子孫，將李光的藏書萬卷都燒了，以免惹禍。可是有一個名叫曹泳的人，還是告發李光的兒子李孟堅，說他讀過父親所作的私史，卻不自首坦白。於是李孟堅被罰充軍，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牽累。曹泳卻升了官。
“察事之卒，佈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謂“中以深文”，即以胡亂羅織的重罪罪名，加在亂說亂講之人的身上。
有一個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檜，上書說程頤、張載這些大理學家的著作是“曲學”，須“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為非”。
許多文人學士紛紛撰文作詩，歌頌秦檜的功德，稱為“聖相”。若是拿他來和前朝賢相相比，便認為不夠，必須稱之為“元聖”。秦檜“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不論贊他如何如何偉大英明，他都毫不怕醜，坦然而受，視為當然。“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
“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說人內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狀。
《續資治通鑑》中說秦檜“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飢死者眾。又命察事卒數百遊市間，聞言其奸惡者，即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又說他“喜贓吏，惡廉士……貪墨無厭……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
善政有“道統”，惡政也有“道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