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得到兩浙路聯署後的處州多份急報奏章到達了京城之後，立刻引起了完全不一樣的巨大震動。
首先是張康國並沒有坐以待斃。他最早從處州逃出後，就待在了杭州，此時的打算是，這次來的山匪勢大，處州城必定保不住，死守在那裡的話，城池一破，守不守城的結局都差不多。
所以他所認定的正確之路是要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接下來才可以考慮今後的前途與未來。
張康年到了杭州之後，首先是上下運作，提前聯繫並鋪墊好了各方面的人情關係。然後安排了心腹之人火速回到揚州老家，籌集準備了一大筆的錢財珠寶。只等處州城陷落之後，趁著那裡一片混亂的情況，再於第一時間去賄賂一下在杭州的兩浙路衙門官員。因為對於一座被匪徒攻陷的州城，你再英勇、再盡責，只要命喪匪手，就是一個無法為自己開口的死人。而作為處州城的倖存官員，再加上兩浙路官員的偏袒，最終在報到京城去的奏章裡儘可能地降低甚至完全摘除他的責任，都不是難事。
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留下來的通判李堯與其他官員，不但奇蹟般地將一座空城般的處州城守住了，居然還能贏得了全殲匪兵的處州大捷。
而前幾天還曾願意和他稱兄道弟的一個路里的官員今天已經不願意再和他見面了。
他迅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危險處境。
這種情況下，兩浙路的官員是保不住他了。眼下唯一的機會是在京城，他必須在這裡的情況還沒有完全上報之前，立即前往京城，向自己的恩主蔡京求救。
張康國當機立斷，在赴京的途中，甚至要求家人變賣了自己所有的財產，傾其所有，直接全部獻給了蔡京。
因為他很清楚，只要能保住官位，哪怕是降個幾級，都總有起復翻身的一天。同時，他在給蔡京的求援信中，加油添醋地強調了秦觀在處州的影響，甚至還不惜影射這次的山匪攻城是否會有內應？是否會有其他的可能？從而對眼下的處州大捷的結果暗示了幾個質疑點。
張康國的銀子自然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最重要的方面在於，他所表現出來的對於蔡京個人的絕對忠誠，是目前正在積極培養自己爪牙的蔡京所不能放棄的：如果就這麼放棄，今後誰還效忠於他呢？
而且，蔡京在目臆還有一個絕對“政治正確”的理由，保護張康國，就等於在打擊秦觀。
因此，在朝堂上的討論中，他先是正面讚揚了處州大捷的正面意義與良好影響。然後又站在看似十分公允的立場上提出：兩浙路上報的處州大捷戰果過於驚人，是否裡面會存在著誇大與錯誤？所以建議朝廷還是需要另行派人前去核實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