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剛的這番解說雖有點新鮮，但也言之有理，更是新法施行過程中的重要理論支撐。
“我大宋自立國以來，一直強敵環伺。北有惡遼，西有兇夏。可知為何不是他們防備於我，而是我們防備於他們？”
雖遭反問，但李清臣卻沒有任何反應，倒是一直沉默著的李禠試著回答說：“是因為他們是蠻夷、而我們是堂堂華夏！”
“也對，也不全對。”秦剛微笑道，“蠻夷多為遊牧之民，居無定所，糧無定出。豐年雖可飽餐，災年卻只能靠劫掠。這便是他們千百年來，始終不肯放棄侵掠中原的最根本原因。然而自澶淵之盟以來，宋遼之間已有百年和平。為何？邊境榷場，日漸興盛；年年歲幣，獲利頗豐。對於遼人而言，既然通過行商交易，就能解決困惑他們的生存難題，又怎會捨近求遠選擇戰爭呢？”
“那西夏卻為何不選擇與我們做生意呢？”李禠提出了他的疑問。
“北遼地廣千萬裡，除了大批的牛羊肉、動物皮毛之外，還有人參、藥材，鑌鐵等等，都是我大宋百姓所需要的。然後，我們大宋生產豐富、產量富餘的各種絲綢、瓷器以及茶葉等物資便可大量銷售出去。但是西夏則不同了，其地小民寡，又是大漠戈壁，他們所擁有的青鹽等物，也只能滿足於關西地區，此外就幾乎很少有物品資源可與我大宋貿易，所以，這也就是他們幾經選擇，最終仍然是返回了通過戰爭掠奪物資的原始選擇。雖然說，國之軍事邦交，絕非我秦剛一小小的學子所能看得透的。但是，世間萬事，多有起於微末、發於華枝。小子斗膽，從經商通榷之角度，看我大宋對遼、對夏之政策，也應是因對手的不同、其社會自然背景基礎的不同，須持不同之政策，而對某些相同之手法，也應有不同之判定。不可一概而論。”
李清臣身在中樞多年，雖然並不直接負責軍政外交之事務，但對於此等國邦大事，一開始聽到秦剛講起來，頗有點不以為然。不過是本著鼓勵後輩的原則，禮貌地聽之。
但是當聽到秦剛由商業角度而講到對於遼國、西夏應持不同的政策等等觀點時，他不由地一下子想起了最近有過的一次朝堂爭論，於是他便開始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