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說完此話，見秦剛的驚訝神情，但微笑道：“你又非今日才知，吾與恩師皆非‘黨同伐異’之人，哪怕是舊黨提出的有利國強兵之策，當留之用之，而吾派中人若有如範德孺之錯昏之著者，更當鄙之棄之。”
秦剛初聽到秦觀在言語中批判“舊黨”的話，一時竟有點錯亂，後來仔細在心裡盤唸了好久後，方才大悟：其實在元祐年間，翻身執政的司馬光、範純仁以及蘇轍等人，恰恰認為自己才是新黨，而他們所要攻擊、反對的王安石、蔡確及章惇等人，便就是他們眼中的元豐舊黨。
而這種稱法，還是蘇轍率先提出的【詳見本章末注】。
不過，不管怎麼稱呼，秦觀這種承自蘇軾的“不論黨派所別，一切服務於實際”的觀點，乃是這個時代的士人中難得的清醒，但其不但被對手所敵視，更是難得自己人的認同。這便是蘇門眾人的歷史悲劇所在。
秦剛正好接其話題說下去：“昔日神宗五路伐夏，若非所託非人，銀、夏、鹽、蘭、靈各州皆可收復，橫山又可在手，稍花幾年時間鞏固之後，西夏之患便可一舉而解。”
的確，這場戰役裡的種諤、劉昌祚，甚至包括兩個宦官李憲與王中正的前半段戰績都相當不錯，但最終卻因為爭功的高遵裕而兵敗靈州。在此之後的永樂城一戰中，又因無知自大的徐禧，將熙豐年間的所有對夏軍事優勢而損失殆盡。所以這段歷史中“一將無能累三軍”的觀點應該是當時最流行的看法。
秦觀卻搖頭說道：“兵者，將帥乃手臂，若有良選便得驅使得當；而謀主為靈魂，看得清形勢方能謀定而後動。西夏小弱卻尚武，國貧卻好戰。如一昧強攻，易激其兇殘本性，多作困獸之鬥，此為五路伐夏之弊端；但若無攻而固守，卻又於敵前而示弱，坐地而被動挨打，此為永樂城失陷之根本。所以，對夏之戰，淺攻為根本，我大宋幅地萬里，兵甲數百萬，可多地聯動，車輪淺攻。這樣既無傷我筋骨，但可斷酋之積蓄養生。久之，西夏內部貴族之爭利、民族之矛盾，必將累生傾軋、彼此失和。然後，邊境之地，當屯田修倉，築壘漸進。如此之下，縱有一兩邊帥指揮失當，無非進程稍滯，而西患之解則無遠憂也。”
秦觀的這些對夏的戰略觀點，其實早已零散寫於他在元豐年間的五十篇策論中的一些相關文章裡。
秦剛聽得有點慚愧，因為這些策論都是他曾經認真研讀過的，只是當時多限於揣摩其行文技巧、用語精妙。卻並沒有對其整體的軍事分析有過太多的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