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景，老夫不禁想起了當年與徐之在宿州碼頭初遇時所聽到的那句，‘傷心熙元經行處，律條萬言皆做了土。興，百姓苦；廢，百姓苦。’以此詞句可證，徐之也應是站在同情新法、贊同新法的立場！只是何苦非要走到新黨的對立之面呢？”章惇畢竟經驗老到，示好不見效，那就換一招憶舊。
“新法是新法，新黨是新黨而已。”秦剛直接回答道，“章相既然能夠記得下官的這句淺陋詞句，那更應記得下官當年所說的另一句話——‘百姓雖不能治天下，但卻足以評定士大夫治天下的得失。’因此，秦剛自為官以來，行事為人，一非以黨派為標準、二非以師承為侷限。唯有知曉：凡百姓愛之喜之，即為我大宋官員應該行之為之。”
章惇此時聽來，再想想：秦剛無論是在兩浙路所推行的青苗法，還是在陝西所推的保馬法，其名雖然都是出自於新法之名，但實際都有了他在內在細節之處的諸多改良。而實際效果，也是大大優於原先來的新法。當時在上報朝廷的奏章中的解釋是：各地皆有各地的具體情況，新法要想推行下去，必須要根據各地實情以作具體調整。
其實他章惇也非食古不化之徒。
紹聖之初，他高舉起了王安石的變法大旗後，也並非凡事都要一字一句地奉王安石的話為金科玉律。反倒是在這裡被蔡卞鑽了個空子，先將王安石奉為聖人，再因為其女婿，又以王學衣缽傳人之名義，與其競爭新黨領袖的地位。
說到底，章惇還是相對更加認同於秦剛的這種改良主義的思路，也是希望自己所領導的這場紹聖紹述的變法運動，真正完成對於心中政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百姓評定一說，聽之成理，但也未必可靠。百姓多愚昧，又易被奸猾小人蠱惑煽動，不可為評判評價的依靠。”章惇皺了皺眉頭，指出了這其中所存在的問題。
秦剛笑了笑，這時的士人多是這般認知，倒也沒有必要去費心辯駁，只是隨口說道：“百姓被蠱惑煽動，多半自己吃苦。士人官員又何嘗不會被蠱惑煽動？只是到時吃苦的，卻又是天下之百姓！”
章惇只覺得眼前的這位年輕人甚至是奇特。
自從與他交談以來，似乎沒有一句是順著自己的心意所講，但卻又發現這些話語恰似犀利的刀劍，句句卻是戳中了自己平日裡百思不解的諸事癥結，讓他又不由地為之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