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老師賜教。”
“這兩浙路北部之地，皆為良田。而正因為多有稻米所出，卻也束縛住了這裡的農民只能種糧。”秦觀說的便是潤州、常州、蘇州、湖州等地的情況。加上漕運之便利，宋時這裡已經漸漸開始成為了朝廷的重要糧倉之地，歷來將種田之事盯得甚緊。
“只可惜種田獲利甚微。不比其它，就算與眼下燒瓷開礦的處州百姓相比，也佔不得太多便宜。而實際上，江淮兩浙最是適合的推廣蠶桑，這植桑養蠶，再及其後紡織出來的絲綢，其間增值百倍，而所產生之利遠甚於稻米的種植。”秦觀畢竟是撰寫過《蠶書》的人，對於植桑、養蠶的各項成本，還有最終剝繭成絲的獲益，心中的賬目，早就已經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徐之你能通過海運，充實江浙一帶的糧倉米市，那麼便可仿照這浙南之地一般，讓百姓用這青苗貸之錢，去植桑養蠶，雖然少了一些的糧食收成，但這蠶絲之獲益，到時只須拿出些許之數，便可購得廣南之稻米，豈不是兩全其美之策？”
秦觀所提的這些想法，其實自宋以來，在江浙為官的許多人都曾想過。但是他們往往會將這種計劃性的指導想像得過於完美。
比如：有人就提出過，最好的“改稻為桑”並非是讓農民完全放棄種糧，而只是讓江南農民只拿出一部分稻田改為桑田，留下足夠繳納賦稅與自食之用的稻田，讓多出來的桑田養蠶織絹來實現富民之計。
想像很美好，但問題在於如何精準控制這糧田與桑田之間的比例關係？且不說當時十分低效的調查統計手段，就算是能夠掌握住這些數據，想一想到了真正的鄉村基層，在貪汙行賄普遍的那種環境下，這種所謂的管控，也只能是賬簿上的假數字，專門用來糊弄上級，而實際情況，卻一定是陷入了各種盲目無序的發展之中。
因為只要被大家真正瞭解了稻桑兩者之間的實際收益差距，既是難以徹底說服那些樸實本份的農民，更是無奈於習慣於偷奸耍滑的地主豪強。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江浙一帶一旦是遇上災荒歉收之年，它所影響的，就不單單只是這一個地方的百姓吃飯問題。因為這裡本身就已經擔負了天下很大比例的糧食北輸的責任，這樣所導致的將會是全天下的缺糧與斷糧風險。
而秦剛卻提出了一個與新式炒鋼法異曲同工的思路：索性就放棄要努力維持稻桑平衡的思路，也就假定江浙一帶的田地全部改成桑蠶——儘管不可能。那麼，在這種前提下，官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全力從廣南地區運輸足夠的稻米，建立好可以完全兜底的大糧倉，而這件事，恰恰就在他所掌管的催綱司的管轄範圍內。
充足的占城稻的輸入，會進一步地壓縮江淮本地稻米的產出價值，農民也好、富戶也罷，這種價值規律下，他們自然會作出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