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後的考試也堪稱地獄級難度，考生必須在一天一夜內完成六篇各不少於三千字的策論。這些文章的範圍涉及九經、十七史、七書等等共四十餘本書目，包含了名家經典思想、財經、政治、軍事等等方面的內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須要根據題目的內容引用出相關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經典思想的同時，還要有自己精到的見解、觀點。
秦觀對此解釋道：“我皇宋立朝以來，在制科考試中，唯有仁宗時的吳育吳春卿與老師二人獲過最高一等的成績，老師的策論文章當屬天下一絕。可恰恰是是因為他擅長策論，則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論考試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與缺陷。”
“哦？以秦剛之陋見，這策論可以考察學子對於政治、民生等諸事的見識，並可從文中看出他們對於政事的理解程度與處理思想，豈不是要強於詩賦乎？”秦剛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徐之你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觀搖搖頭說，“單從文章本身來看，的確是有這樣的好處。但是回到考試本身就會發現，一是策論寫作有程式、有樣板，二是策論試題太狹窄，因為你要貼近時事政務，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題，然後交上來的試卷，多是提前寫好的範文，甚至還會是請人捉筆的作品。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選出來的人才便很成問題。”
所以說，蘇軾此人看似豪放不羈，其實卻是最講實際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觀點，絕非那種認死理、講面子的黨爭之辭。
在新法實施之初，他就從“新法急推時過於折騰民眾、許多地方與民爭利”等等這些客觀出現的事實角度出發，急呼不得強行推廣。而等到司馬光一黨上臺之後，開始全面廢除新法的時候，卻又是他站出來，指出“新法經過若干年的推廣，有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有些地方也被民眾習慣，所以此時應該針對性地修復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騰民眾？”
對於科學取士標準，蘇軾的觀點同樣如此。
他並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來辯論詩賦與經義策論的優劣點，而是直接從實踐入手，指出科舉考試的本質是為朝廷選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對於考生而言，無論是詩賦、經義還是策論，都各有優劣，僅只代表了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