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著朱元璋陷入了思考，在場的重臣們頗有種如芒在背之感。
唐朝，貞觀年間。
作為同樣天災多發時期的君臣，李世民和貞觀大臣們也對這段內容十分在意。
看著伴隨著彩蛋語錄而出現的地圖示例，李世民心生憐憫和嘆息：“這樣廣大的範圍，又是這樣高的頻率……確實是這張養浩的兩句話啊！”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無論興亡，支撐起根基的，背上各種負擔而又抗風險能力最差的，都是百姓。大唐末年……若非是當時各地百姓也都已經無法忍耐，那黃巢也不能聚集起那樣大的聲勢來。
水災，旱災，饑荒，瘟疫……放到元朝的具體上，還因此引發了黃河決口——雖然很懷疑這是否也和元朝在修築黃河堤壩時的可能存在的偷工減料有關，但是，到底黃河是決口了。
而在黃河決口之後，已經面臨上述種種災禍的百姓，還有一部分要被調集前去修築河堤。這樣一來，他們面臨的又會是什麼情況？
雖然河流決口後，修築河堤是一個必然且必須的事情，這是一個救災不可或缺的環節……但是，李世民也陷入了思考，在百姓們已經疲敝無比的情況下，如何才能讓修築河堤這樣一個正常的救災環節，不變成一個新的引燃天下的事件？
長孫無忌有些微妙，又有些隱晦地道：“元朝的這一長期天災，範圍可是包含了這廣大的所有土地……而時間上，甚至連明朝初期都包含在內。”
這說明什麼？這彷彿是在說明，天災，非天子……之過也。
這個思路，可以說是大逆不道了——自這一理論在漢朝誕生並完善以來，沒有一個皇帝、沒有一個大臣，不是在按照這一套邏輯行事，就連北朝那些非漢人政權，只要還靠譜一些的，也都在按照這一套邏輯行事。
雖然，在早期，不同的皇帝實踐這一套邏輯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些皇帝，他們在發生天災後，也並非按照常態下罪己詔，而是將責任歸結於他人……
但總體而言，這一種邏輯已經被所有人所接受，也已經不僅僅是一套僅在朝中的政治邏輯了，而是擴展到了整個天下，包括平民百姓。
這也是長孫無忌雖然想到了什麼，卻也只是這樣含糊概括，而沒有直接表示出來的原因。
大唐已經在理論上有所創新了——沒有再延續以往的“天命”論，而是應用了民意為天命的思路；但這種創新也還在人們的接受範圍內，畢竟，這種觀點在過往和典籍中也並不是沒有，只是一直未曾被這樣使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