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了“一條鞭法”，以及它產生的時代背景，我們再來說說司馬懿的“納賦令”！既然稅收改革，是由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商品經濟的活躍度決定的，那麼，在漢末三國時代推行這種制度合適嗎？是不是太過超前了？
要說超前嘛，確實有點，卻也基本符合目前的客觀實際！穿越者劉緯，已經給這個時代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影響力，可不僅限於漢國境內，就連魏國，也早就不是原本的模樣了！
為什麼司馬懿一道“墾荒令”就能讓魏國上下，掀起一場農業大生產的浪潮，屢獲豐收？其前提條件是，農業生產力，已經受劉緯的影響，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否則，哪有那麼容易，就能實現糧食產量的大豐收！
因為司馬懿和孟達的背叛投曹，以及曹鏷等技術人員被挖角，劉緯早年間發明的生產工具，早已被引入魏國，包括堅硬的鐵質農具、灌溉用的翻車和輪車、水力驅動的磨盤碾子等等，已並不稀罕，田間地頭，隨處可見！
當然，這也不都是劉緯的“功勞”，亦是孟達當年推行新政改革時所留下的成果！有了這些相對先進的農用工具，再加上“墾荒令”所激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幹勁，才使魏國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翻倍增長！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劉緯日防夜防，番薯的種植技術，還是被司馬懿偷偷學去了！他所研發的那種“絕育番薯”還是有漏網之魚，沒有徹底去除繁殖能力，被魏國人培育出了種苗，並廣泛種植，如今這種高產作物，也成了魏國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可想而知，要是沒有番薯，魏國糧食產量要想翻個幾倍十幾倍，哪有那麼容易？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神奇的作物，看似不可能的奇蹟才得以實現！
除了生產力的發展，魏國如今的商品經濟，也是高度發達！劉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和魏國做買賣，再加上早年間孟達改革的效果，如今曹魏的國內市場已基本形成，外貿交易更是十分活躍，就連金融體系都已初現雛形，商業和手工業蓬勃發展，雖然不是劉緯的地盤，卻已經深受影響，不知不覺地融入了商品經濟浪潮，早已今非昔比！
如果說，只經歷了這麼一二十年的發展，就能趕上宋明時期的水平，那就太誇張了！但是，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結果，便是貨幣的重要性得以體現，司馬懿選擇這個時候，改革稅制，推行新法，可謂恰到好處，正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