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在兩宋之交最閃耀的亂世將星，以他超出時代的眼光，打造出了一支具有初步民族信仰的軍隊，並且將他們投入到了宋金之戰最具決定性的一場戰役上。除了延續華夏文明正統之外，也點亮了新時代的第一縷光。
著名軍史學家J.F.C.富勒少將在自己的著作《東洋世界軍事史》中直接指出：“……那支總兵力大約在十二至十四萬人的軍團，本身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公民軍隊的濫觴。當時還只是位帝國侯爵的顧淵為此搭建的軍事組織制度，也給幾百年後漸漸從中世紀泥潭中掙扎脫身的西方列國提供了一個學習與模仿的對象。
只不過，富勒少將沒有延伸下去的是，那時的顧宋帝國，已然化作了一條呲著獠牙的戰爭怪物。西方軍事理論的奠基人，《戰爭論》的作者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則在與其恩師沙恩霍斯特的一次通信中以充滿羨豔、卻又帶著莫大遺憾的語氣描述了那個國勢巔峰時期的東方帝國——“按劍四顧，整個世界都臣服於‘宋的和平’之下，那是一個比羅馬還要強大的世界帝國……
它的武力無可匹敵、它的文化舉世無雙，在它的國土之上——太陽永不落下。在這隻巨龍自我腐朽倒前，誰也無從挑戰它的兵威……我知道這樣的帝國註定腐朽，卻不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還能看到他轟然倒下的那一刻……”
當然，拋開那些對於社會和軍隊改革的深層影響不與探討，僅僅是第二次汴京會戰中，宋軍參謀總部在戰略上所呈現出的戰爭藝術也足以讓後世的軍史學家們為之驚歎。
顧淵以其創造性的戰略決斷，誘導著當時這顆星球上最為強大的野戰集團，金帝國的完顏宗翰軍團一步步走向他們的末日。
讓我們將目光收回這場戰役本身。
……此時的宋軍之中，那些京東、河北、西北諸路出身的老兵大約佔據三成左右，剩下的都是由原本廂軍改編過來，或者乾脆是在一年時間內急速擴張而來。戰場之上，這支宋軍在單兵作戰技巧上稍顯稚嫩，可拋開單兵戰鬥力來看，此時的宋軍無論是組織度、紀律性還有基層指揮官的戰術創造力都已經超越了同時期的金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