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文明有兩層關係，”江寒學著總理的手勢，伸出了一根手指向上道：“我先說第一個：文化不能以特殊性為由，拒絕文明。”
“或者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特殊性不能對抗普遍性。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要擁抱人類已經抵達的文明地基——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制度文明，從而消解遮蔽效應，拓展未來的生存道路。”
“我們以近鄰為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儘管學習了西方的種種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天皇制度——憲法明文規定天皇萬世一系，大權獨攬，最終導致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軍國主義道路，不僅給日本，也給全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二戰後的日本，沒有死守民族自尊心，沉浸在‘大日本帝國’的歷史夢幻中，而是全面擁抱現代文明——限制天皇權力，施行君主立憲；解散財閥等壟斷資本，剷除法西斯經濟基礎，全面擁抱自由市場；禁止傳授封建倫理，確保青少年都能接受現代教育。”
江寒的語速極快，很久沒有這麼講話了，像是又回到了大學時代、黨校時光以及當年在電視上與專家辯論的時候。
“一個人重複的行為，形成了習慣；一個群體共同的習慣，就是習俗；一個地區的習俗，構成了傳統；千百年積澱出來的傳統，就是文化。”
“於是，文化與文明之間，便引發了一個強烈的衝突，文化只有融入文明，才有生命力，但是要改變文化，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當這種衝突最終關係到民族危亡之時，就是一種文化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破和立就成了必然！被改造也成了一種宿命！你這個文化要想繼續生存，就必須接受現代文明的改造！”
“總書記曾經講過，我們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如果拒絕現代文明，那我們如何代表先進文化，如何引領先進文化？”
“我們先回到少年兒童的問題上，我們要始終立足於保護兒童，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從每個大人，每個家庭來講，這並非不可理解！那麼，上升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什麼不可以理解的？”
坐在江寒對面的陳逢春點點頭說道：“我覺得江寒說得對，揭露了當下我們的理論戰線和宣傳工作的一個誤區和醜陋現象：為了宣傳而宣傳！我感到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認為最慘=最美。覺得把人寫得越慘，就越能體現正能量。於是為了展現人物的慘，就一個勁地誇大，甚至不惜造假。”
“第二個，認為越聖人=越正面。覺得越是把人宣傳得像聖人，就越能體現正面的東西。於是為了展現人物像聖人，就把人物的七情六慾清理得一乾二淨，彷彿不食人間煙火。比如‘眼含淚水把家人的電話拉入黑名單。’‘把2歲的孩子鎖在家裡’。都屬於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