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可有見證？”孫路問道。
“有。前相蘇子由曾出使北遼，多有詩文筆記而敘之。遼人與我互市，既依而賴之卻又多怨之，兩國的貿易額每年約有一百五十萬貫，而貨物交易記錄之下，我大宋的商品處於絕對的優勢，每年與遼朝的商品值之間的差值完全超過了四十萬貫，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秦剛說到這裡稍稍再停頓了一下。
“我大宋每年給北遼的歲幣即是四十萬貫！”孫路久居邊境，對此事自然是瞭如指掌。
“正是！也就是說，我大宋通過雙邊貿易，便把每年送給北遼的四十萬貫歲幣又盡數都賺了回來，而且這其中的差值還在每年不斷地擴大，北遼雖然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此時的邊貿對於他們已經如‘飲鳩止渴’一般，無法罷手，只能不斷倒貼錢財，最後導致其自己的北遼錢幣越來越少，最後他們索性也就完全放棄了自己鑄幣，開始全部使用我大宋錢幣。”
“蘇子由使遼之後的確有奏章，言稱‘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不過，他對此事判斷並非好事，指出我朝每年鑄錢百萬計，卻仍患錢少，就是因為南錢北流所致，因此要求朝廷進一步加強銅錢外流的管制。”章楶對此事自然早有所聞。
“我大宋鑄錢，北遼使用，此事總是有所不妥吧！”孫路沉吟道。
關於宋錢外流到底是好事與壞事，歷史上也有過爭論，其實背後的原因很簡單。贊成者是站在現代“貨幣戰爭”的理論基礎上去評價，而反對者卻是以當時的歷史發展事實來衡量。也就是說，理論上對宋朝有利，實際操作中傷害的宋朝的利益。原因就在於，大宋一朝，幾乎沒有人懂得根本性的貨幣理論，相當於宋朝廷白白做了一個冤大頭，在賣力地給宋遼夏三國做鑄錢工，卻並未想透“鑄幣權”可以產生哪些收益？又可以從中賺取到什麼樣的利益？
秦剛覺得，在尚未能夠接觸到鑄幣權及其政策的時候，與官員們爭論這個問題為時過早，所以他也就非常簡單地指出：“我大宋鑄錢皆有錢息產生，換而言之，鑄錢越多越有收益。只是市中存錢一多，則擔心貨賤，但是，這些年來，我大宋鑄錢年年增加，但卻不擔心呢？無非就是對遼的榷場交易吸走了多鑄的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