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將秦剛外派到河北，章惇很有自己的期待與規劃。
之前讓秦剛去西北，除了是章楶的強烈要求外，對於章惇來說，除了可以幫自己的堂兄取得新黨在西北軍事上更強的把控權外，又可以有效地制約呂惠卿可能獲得的戰功，防範其藉此回到朝堂。
而在之後的實踐中，這一目標的確是超額完成了。
只是，接下來卻是因為自己堂兄章楶的不斷偏向，讓章惇看出：如果放任秦剛繼續留在西北的話，就有可能會製造出一個比呂惠卿更大的風險，於是就想著將其調回京城來消除這一隱患。
可是在其回京之際，他原本想通過對於蜀黨再一輪貶謫操作時的試探，逼迫秦剛低頭與讓步，卻不曾想當時朝堂之上，怪像頻出，竟能白白給自己樹出了一支新生對抗力量的萌芽，這讓秦惇感覺到非常地不安。
所以，儘管未能第一時間反對他的這個提舉天下學政使的任命，但從長遠來看，必然是不會讓秦剛在這個位置上坐得太久的。
而此時遼國在河北邊境線上的異動，正好給了章惇以機會，可以用此完美的理由、恰到好處的時機，如願以償地將秦剛從京城調出，並推到了宋遼邊境線上進行相應的折騰。
自從秦剛去了滄州，御史院中便就有不少的有心人又開始在動腦筋盯著他了。
只可惜，凡投機奉迎者，多為膽小之鼠輩，別說去邊境軍寨裡進行實地考察，在當前遼軍異動、邊境地區風聲鶴之下，就連派個人到滄州城裡去打聽點事情，都會畏臨絕境一般。所以，他們所能得到的一些資料情況，往往都是道聽途說、傳了不知道已經有了幾手的舊資料。
也就是大宋朝廷可以允許御史們“風聞奏事”，這些七八手的資料也才能有點價值。
第一個機會是張徠案，秦剛與他的私人恩怨並不難查出，所以立即有人就開始嘗試找找問題。不過秦剛從一開始就大大方方地把所有元素都擺在了檯面上，而整個案件的以及審理，都是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事實清楚、原因明晰、證據確鑿，流程規範。
再說了，最終的量刑與處置，都是經過了河北路提點刑獄司而確定的結果，這事如果要去翻賬，只是純粹地膈應人，沒有任何實際的效果。
少數別有用心的御史，在打聽到了張徠是郭知章的侄婿後，還想去做點煽風點火的慫恿之事，結果卻遭到了正直的郭侍郎的斷然回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