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馬和議之後一年中，宋軍對於軍制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對於原本帶有濃厚將門、藩鎮甚至私兵色彩的核心主力進行的改制，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有宋一朝一直擔憂的武人亂政問題。在顧淵再造河山的聲望下，終其一生，這隻在宋金七年戰爭中磨利了爪牙的猛獸，都匍匐在他的刀鋒下，並且緩慢地學會理解國家與民族的意義。
建炎五年之時，宋軍御營、殿前司諸軍以及西軍李彥仙部已經按照顧淵的設想完成了重整。他們以七千至八千人左右的“軍”為單位，每個軍都各自配屬了神臂弓射士、步戰甲士以及騎兵和工兵分隊，這樣的標準化調整，讓其每一軍都能更加靈活機動地獨當一面。也能在會戰之中迅速集結，形成配合默契的合力。
尤其是在部隊的大範圍機動中，大軍分成多路開赴戰場集合，對沿途各州縣的後勤壓力大大減小，也讓宋軍終於擺脫了開國以來積弊下來的臃腫步戰集團模式。
當然，更深遠的改革發生在宋軍的決策體系與信仰建立上。
參謀總部的設立讓這支富庶的軍隊不再僅僅憑藉名將們的戰場直覺作戰。
誠然，如韓、嶽、劉這般不世出的天才名將還是能在某些戰略戰術的關鍵時刻發揮出閃光的一刻。可顧淵的改革，卻極大地提升了一支軍隊的下限——設立到指揮一級的參議制度，能夠讓規模愈發龐大的宋軍在複雜戰役之中做出更加精巧的戰術運動。
三皇會戰中，雙方對戰場中央高地狼背嶺的爭奪，參議制度的精密計算以及對麾下各指揮的戰術運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戰前劃定的攻擊線精確到各個指揮，炮火掩護之下，重甲步軍精密的步炮協同攻勢這些東西都遠遠超過一支中世紀軍隊的理解範疇。
這樣的軍事改革，直到四百年後，西方世界才由瑞典的“北方雄獅”古斯塔夫大帝效法，經由普皇腓特烈二世之手，最終由法國皇帝拿破崙徹底完成。
而他們沒有能夠引入的，是宋軍之中特有的參政制度。
那些由武備學堂（後來也開始面向全國書院徵募）提供的年輕書生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沒有為大宋沉痾已久的官僚體系腐蝕。在宋金國戰的戰場上顯得血氣方剛，他們天然地帶著最樸素的漢家天下思想。
顧淵將他們下放到“都”這一級作戰單位上，讓他們用家國天下的信仰、用尊崇和榮耀——當然，少不了的還有金錢重賞，拴住那些廝殺武人們的心性。這一舉措，徹底改變了大宋暮氣沉沉的軍制！